近日,武警延安支队组织官兵到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开展红色研学活动。 李云鹏摄
延安,杨家岭,中央大礼堂。
80年前,中共七大在此召开。正是在这里,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,讲真话,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,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,并言简意赅地归纳为“不偷、不装、不吹”。
什么叫不偷?“偷”就是抄袭;什么叫不装?“装”就是装样子;什么是不吹?“吹”就是吹牛皮。为此,毛泽东举了一个例子——
“关于要讲真话,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,要各地打仗缴枪,缴一支讲一支,不报虚数。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一支为一支,两支为两支,是知也。这个问题解决了,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。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。”
“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、正义在手和有公心、有正气的重要体现。”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主席多次强调讲真话的重要性。
列宁有一句名言,“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”。记者一路踏访,深切感到:讲真话、报实情,不仅是人民军队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,也是我们这支军队真正有力量的体现。
为什么一份“演练复盘总结”被连续推翻2次——
为了胜利,必须讲真话、报实情
记者来到陆军某旅,恰逢官兵演练结束复盘总结。该旅领导特意强调,总结材料要结合实际,不掺水分。即便如此,某连的材料还是被接连推翻2次。
第一次上报的材料中,“重成绩、轻问题”,用大量篇幅罗列演练中的亮点,讲问题没几句。第二次上报的材料中,问题讲得避重就轻、蜻蜓点水,未触及真正的矛盾。
“讲真话、报实情,是我党一贯大力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是否讲真话,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,更是对党性的检验。”该旅领导发现,这个连的问题并非个例,所以不再简单地要求重新上报材料,而是组织官兵重温革命先辈敢于讲真话、报实情的故事——
1948年4月18日,三大战役前夕,新中国的胜利已经看到了曙光。
就在这一天,毛泽东收到粟裕从华东发来的一封电报。电报里,粟裕分析了中原形势,大胆直陈自己的想法。
这封电报,相当于否定了党中央关于组建解放军第一野战兵团渡江南进的命令。毛泽东有些意外,对周恩来说:“粟裕不过江,我们这台大戏难唱喽!”
然而,中央对粟裕的建议仍非常重视,电召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。汇报中,粟裕综述利害、冷静分析。最终,中央决定改变原来的部署,听取粟裕暂不渡江的建议。
一个月后,粟裕就在豫东战役中,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,实现了“留在江北打大规模歼灭战”的战略设想。
“为什么革命先辈敢于直陈自己心中最真实的观点?”面对这一问题,一名教导员回答:“因为他们都对革命极端负责、对胜利极端负责,都是为了能够打胜仗!”
犹如投石冲开水底天,这名教导员的回答引起官兵热烈讨论。大家凝神细想,这样的故事,在我们这支军队的历史上不是比比皆是吗?
——红军长征途中,遵义会议上,博古为自己和李德辩护。张闻天发言时,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。”他的发言为坚定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、彻底否定“左”倾军事路线定下基调。
——抗美援朝时期,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,第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,就将前线的情况实事求是、不掺水分地和盘托出。解方提供的情况,恰恰印证了毛泽东之前阅读前线报告中作出的判断,进而帮助志愿军改变战法,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,最终凝练形成经典战术“零敲牛皮糖”。
“那么,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?是不是更应该为了战斗力建设讲真话、报实情?是不是更应该为打赢高度负责,敢于放下自己心里那些‘小九九’?”
辨析至此,答案已经不言自明。几天后,10余份真实客观、直面问题、尖锐深刻的复盘总结,摆在了该旅领导案头。
为什么有时候“讲真话、报实情”那么难——
领导干部要自己讲真话、愿意听真话
仲秋时节,南泥湾麦浪滚滚,一派丰收景象。
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——80多年前,延安窑洞里,毛泽东同志写下这样的号召,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
“很少有人知道,大生产运动的起因竟缘于群众的一句骂声。”站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前,讲解员赵雪讲述了一段往事。
1941年6月3日,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,布置当年的公粮征集问题。这天正好打雷下雨,一声响雷,把延川县李县长打死了。
雷击事件传出后,有个农民说:“雷公不长眼,打死一个县长管什么用?咋不打死毛泽东呢?”边区保卫部门马上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。毛泽东听说后,一边叫放人,一边安排人深入调查研究。他说,一个农民和我无怨无仇,为什么要咒骂我呢?这里面必然有缘由。
一番调查,果然如此。原来,1938年,陕甘宁边区只征集1万担公粮,到1939年征集了5万担,到1940年征集了9万担,1941年则准备征集20万担。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,农民的负担太重了。
了解情况后,毛泽东马上和边区政府的同志商量,抓了两件大事:一个是精兵简政,另一件就是著名的大生产运动。
“这件事启示我们,要想群众有讲真话的勇气,领导首先要自己讲真话,还要有听真话的胸襟。”讲解员赵雪的话,让记者不由想起周恩来同志的一段往事——
1961年,周恩来到革命老区、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。一天早晨,他在社员食堂门口遇见一位抱着孩子、等玉米面菜汤早饭的妇女,便问她农村办这种食堂好不好。不料这位妇女怒气冲冲地说:“这样是瞎搞!用不了多久,我们这些农民都要饿死!到时候,你们这些人也得饿死!”周恩来闻言一震,眼噙泪水说:“我这个总理没当好,我先道歉,对不起大家。”
由此,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。
为什么有时候“讲真话、报实情”那么难?在深化政治整训中,陆军某旅一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讲述了一段经历——
该旅为了广纳兵言,每季度组织官兵召开恳谈会。没想到,一开始,基层官兵却谨小慎微、不愿开口。原来,他们担心领导只是走走形式,问题不会真的被重视和解决。后来,旅党委制定问题反馈机制,官兵提出的问题不仅拉单列条上榜,而且都明确了完成时限。于是,大家变得有话愿讲、有话敢讲。
“发生变化的背后,是党委一班人自己讲真话、愿意听真话的优良作风。”该领导感慨万千,“这是让大家说真话的前提,无论任何时代,这个前提从未改变,也不应该改变!”
军人为什么更应当说真话、报实情——
“军人说假话,等于给敌人送弹药”
在空军某部某飞行大队空勤楼正门厅,挂着一块浮雕,画面是一枚导弹精准洞穿目标。
那年,一场对抗演练中,他们先“敌”开火,却没有命中目标,反而被对手“一剑封喉”。兵败归营后,他们没有为失败找任何借口,而是把对手精准洞穿目标的镜头,制成浮雕挂在正门厅,并如实分析总结了失败的原因,上报机关。
“军人说假话,等于给敌人送弹药!战场上的一句谎报、一个虚数,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。”该大队长坦言,这种认识源于对战场的理解。
过去这些年,该大队飞行员经常紧急升空,处置各类空情。他们深有感触地说:“空中两机对垒,只需一两个动作,对方的训练水平什么样,便一清二楚,丝毫骗不了人。”
“兵事以夸大、矜张、骛远为忌。我军指战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历来如此。”该部领导告诉记者,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中的一个战斗细节引人深思——
孟良崮战役中,当我军攻下敌人阵地,收拢部队、清点战果时,各部上报歼敌共2万3千余人。粟裕很快发现问题:国民党“五大主力”之一的整编第74师实际编制人数为3万余人,剩下的7000余人去哪了?
粟裕当即下令继续搜索战场,结果发现7000多名敌人隐藏在山谷中伺机逃跑。我军立即合围,很快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。几十年后,粟裕回忆起这件事,还赞扬我参战部队“都能如实报告歼敌数字,不事浮夸,才得以发现这股敌人”。
反观国民党军队,1947年3月19日,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,国民党军胡宗南部“占领”了一座空城。胡宗南却向蒋介石报捷:“共军之老巢延安,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……共军伤亡一万余,投诚二千余……”
蒋介石闻之大喜,当即将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上将,随后更是找来中外记者到延安采访,甚至决定亲赴延安,检阅“犁庭扫穴”的胡宗南部。
没有战果,何以自圆其说?胡宗南的办法是“以谎圆谎”——命工兵在延安近郊大肆挖建“共军”假坟,又将自己仓库里的旧武器、旧装备运到延安充当战利品,甚至还从部属中挑选出部分人,假扮俘虏……
一个谎言,由此引来谎话连篇,变成了弥天大谎。企图瞒天过海的胡宗南,也最终兵败如山倒,被谎言反噬。
新中国成立前夕,有人问周恩来,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,哪里就打败仗;毛泽东天天坐在陕北,共产党却处处打胜仗?周恩来回答:“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,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。”
“军事民主的精髓,就是人人踊跃讲真话,个个坚持报实情,为了胜利献良谋。”去年,海军某支队一名副舰长在全训考核中成绩不理想,机关怕影响支队形象,建议支队领导在上报材料中“修饰修饰”。但该支队领导没有这么做,而是直言不讳、有一说一,还专门针对训练作风进行了教育整顿。
该支队领导坚定表示:“平时考核粉饰谎报成绩、弄虚作假,骗的是我们自己,骗不了敌人,上了战场就要吃大亏、倒大霉、打败仗,就要成为党、国家和人民的千古罪人!”
这个支队,从此有了一条“军规”——上不图虚名,下不玩花样。
(采访得到惠小峰、邹存杰、刘锦润大力支持)
记者手记
无话不可对党说,无事不可对党言
习主席指出:“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,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、讲实话,是不是干实事、求实效。”对共产党员而言,应该是无话不可对党说,无事不可对党言,这也是一名党员对党绝对忠诚的体现。
新征程上,风险挑战愈发复杂,攻坚发展任务艰巨,更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讲真话、报实情的作风。党员领导干部肩上有千钧重担,身后有千军万马,是强军兴军的骨干力量,在强调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必须标准更高、以身示范,真正做到“若有尘瑕须拂拭,敞开心扉给人看”,做到心口如一、表里俱净,坦坦荡荡、透透亮亮。
(本报记者 宋子洵 付 语)